水则碑的前生今世

  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河流，从春到夏，经秋涉冬，变换着四季的色彩，孕育着大地的文明。对我来说，所有的旅行就是顺着时间的阳坡，让心灵一次次的爬升。从影藏在粼粼湖面的宁静安详中，到张扬在粉墙黛瓦间的颓败，我们本能在接受，在馈赠，也许这是一种内心的需求吧！
 宁波背山向海，古时，海水自三江倒灌内地平原，致土地盐卤，田不可稼，人渴于饮。但是智慧的先人们不甘心屈服自然，想尽办法抵御咸潮。唐代大和七年（公元833年）由县令王元玮创建它山堰，分江河、御咸潮，引大溪之水，流经南塘河，由长春门水关入城。而位于横街镇林村的泥峙堰（早于它山堰修建），则引大雷、广德湖之水（广德湖原为宁波西乡大湖，宋徽宗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废湖为田），经中塘河，在望春桥汇西塘河之水由望京门水关入城。
 原宁波城里罗城之内有平桥河、大庙前河、天封塔西河等河自南向北而行，又有西水门里河、东门街后河、天封塔东河诸漕自西向东穿流。另有子城护城河（围绕鼓楼区域，今已消失）、内护城河（罗城墙之内由濠河、南水门里河等组成）、罗城护城河（今北斗河）绕城三匝，其他支流港汊也不计其数。城中一河一街，户户前街后河，百姓出则舟楫，入则饮浣，是为水城。日湖和月湖原为一湖，称南湖。月湖在城西，南受南塘河之水，北受西水关来水，形似弯月，周围七百三十丈有奇，拥十洲；日湖在东南，南引南塘河来水，北走平桥河与月湖相汇，周围二百五十丈有奇，有四岛。两湖为承平之池，涝时为蓄，旱时供水。宋熙宁元年（1068）城中大旱，河道干涸，全赖南湖之水保郡人生计。三江沿岸筑有塘坝，外御海潮之侵，内阻漕河外流，并设碶闸以控旱涝。城外有保丰碶（今永丰北路，东方威尼斯小区对面，沿姚江）、郑十八郎堰（即为澄浪堰，今都市新境小区南侧，沿奉化江）诸闸，城内则制“三喉”。水喉设于东渡门旁（东渡门位于今宁波影都），食喉设于灵桥门旁（灵桥门位于今灵桥海曙一侧），气喉设于鄞江门故道（鄞江门为古城门，明之后不存，位于今莲桥街加油站附近）。三喉以水则碑上之“平”字出没为令，常时封闸，涝时泻洪。若外江水位高于内河，喉闸齐闭，不使倒灌。千年来，两水三喉流通，日月漕河拱卫，才有这“塘外咸潮汹涌，城内秀水旖旎”之奇景。自宋以来，洪水侵城凡七十余次，仅有明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、清康熙十七年(1678年)咸汐入城，余皆安矣。　　

  公元1259年的秋天，淫雨绵绵，庆元府城内的河水在秋雨中不断上涨，烦人的潦水使衙门里的知府吴潜坐立不安了。按规定，由他直接控制各地水闸的开启和闭合。提前放闸就会浪费水资源，而延迟泄放又可能造成水灾。他在等待四乡的地保把水情报上来，然后命令决定何时放水。四乡的地保，有些远在数十公里之外，早上徒步出发，要到傍晚才能到达州城。于是，他雇了一条小船摇到城外视察水情。他回城的时候，吴知府忽然灵机一动：城外的河流与城内的河流不是沟通的吗？那么城外和城内的水面应该在同一平面上，在这子城边上，就能察看平原的水位。聪明的知府大人命人搬了块方石立在平桥下的水中，并在上面刻上一条水位警戒线，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；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。并在两线之间画了一条虚线，以示正常水位。从此，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水则，以测算出各处水情，宁波的水闸就不必再等四乡的地保，首席官员一看警戒线，就可下令开合水闸。这三条线，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。　（注：庆元府即今天的宁波市）
   在今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（原是平桥河），还留存有两块当年先人治水观水的水则碑。此碑始建于宋宝祐间，由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修建，明清两代有过重修，现大部分石亭建筑为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所建，清《四明谈助》有记载：“又于郡城平桥南立水则，书平字于石，视字之出没，为启闭潴泄之准”。水则”的“则”意思是“准则”。水则碑作用：测量水位，预防洪涝灾害。水则，中国古代的水尺，又叫水志。最早的水则是李冰修都江堰时所立三个石人，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，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。宋代已改为刻石十画，两画相距一尺的水则。北宋时江河湖泊已普遍设立水则。主要河道上已有记录每日水位的水历。明清时江河为了报汛、防洪，往往上下游都设有水则。古水则有三种形式。 ①无刻画，如石人水则。②只有洪枯水位刻画，如：《水经·伊水注》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 (公元223年)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；自唐代已有的长江涪陵石鱼只刻记枯水位等。民间自刻的这类刻画不少，大江河上往往存有前代遗迹。 ③有等距刻画的水则碑，最为常见。如宋代至明代太湖出口、吴江长桥刻有横道的石碑,用以量测水位。
   宁波南宋时设立的平字水则就采取第一种形式，上刻一大“平”字。规定涨水淹没平字,即开沿江海各泄水闸放水,以免农田受灾；落水露出平字就关闭闸门。（下图为水则碑亭老照片，来源白克令Harold.S.Bucklin，1924年指导沪江大学师生开展社会调查时所摄）

   下图为现在同一位置的水则碑亭，河道已明显的变窄了，北向民居也辟为绿地小公园了。南向即为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成员越国公史浩的故宅宝奎里，大致轮廓还保存完好。

   在白克令Harold.S.Bucklin，1924年指导沪江大学师生开展社会调查时拍完水则碑亭图片后，经过若干年的社会动荡及战争后，水则碑亭及石碑淹圯在人们的视线中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99年，在城市改造中偶然发现埋于地下的水则碑亭残部和石碑。出土后的水则碑亭只剩四根残缺的石柱，两块石碑，东向的石碑保存较为完整，紧挨着的西向石碑仅存下半部。现在所见碑亭除却四根残柱，上部皆为新修。东向的石碑为‘重修水则亭记’碑，高1.71米。宽0.92米，厚0.13米。圭首，篆额‘则水碑’三字。碑文正书，共十三行，满行二十八字。石稍有漫漶，字迹尚清楚，下半截大书一‘平’字，字径五十厘米见方。碑阴亦刻‘平’字，前后款分别刻有‘嘉靖十二年四月重修’和‘乾隆五十年三月重修’字样，额篆书‘则水碑’三字，下端刻一‘平’字，字径五十厘米见方。
  全碑碑文如下：“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慈溪潘鋐重修    重修水则亭记    水则亭者，宋宝佑间，观文殿学士吴毅夫丞相判府事时创建也。亭在城南四明桥下，取适中之地，测量水势，镌‘平’字于石上，城外诸碶闸视‘平’字出没为启闭，民以是无旱潦忧，称四明桥曰‘平桥’，桥之东立庙祀公，纪公绩而报公德也。自宋迄今垂六百余年，历时既久，几就淹没。皇上御极之元年，前观察陈公勤求民疾，因疏濬城河，得是石于古址。乃重加修葺，俾复旧观，碑记俱在，食旧德者犹能称述不衰。水利之关系民生大矣哉！古者沟洫畎澮之法，用备水旱，盈者注之，涸则存之，宣洩得宜，故能丰亨屡庆，灾害不生，民食足而民气恬焉。  甲辰春，余奉命守越中，展谒先朝名宦汤太守庙于三江口，周视二十八闸，取上应列宿之义，置田纳租，岁修有常费，固宜完好巩固，久而弥新，洋洋乎前徽未坠也。去秋九月，调摄宁篆，考郡志，知吴公立水则于城南。按图履勘，则石犹存而亭已圯。谋所以鼎新之务，与越中汤太守应宿闸两相屹立。天下事利与害原相因，前贤类能收其利，防其害，与斯民相养于无疆惟休，亦无疆惟恤。后之膺是任者，竟听其或有或无，漠然无所动念于其中，留心民事者，岂至出此。上冬积雪凝寒，春复阴雨不断，未遑集事。入夏以来，暘雨应时，正擬卜吉鸠工，适慈溪上舍潘君鋐毅然以独任是举为请。以此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。且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善之在人与善之在已，奚以巽？遂允其请而勉之。潘上舍庀材命眔，踊跃赴功，不踰月而蕆事。余谓吴公当日之创斯亭也，只为民计安全耳，而民之报公者，至今且繫遠思，口碑弗替。则夫后之人，苟有勤施于民，民亦将思念而不能忘。观斯亭者，宜何如感发而兴起也？上舍急公好义，修举廢墜，其志亦足嘉尚。故与其落成也，为之记，以志嚮往之私云尔。”      钦加道衛.调署宁波府事.绍兴守.清江杨钜源譔     道光二十六年閏月吉旦    慈溪叶金宣书 
   挨着清代水则碑的为另一块石碑，正面朝西（见下图），此碑出土时只剩下截，上半截缺失无存。（近年来经过修复，在残碑上接了上半部）碑上刻字字迹漫漶不清，仅在双面相同位置刻‘平’字，背面还残留‘吉日重立’字样。杨钜源在‘重修水则碑’碑记中称：‘乃重加修葺，俾复旧观，碑记俱在··’，而时人张恕在《南蘭文集》卷二中明确指出：“别立‘平’字新碑，而以原石贴附碑阴。”据此，这块残碑当为宋宝佑年间吴潜所刻‘平’字水则碑无疑。

  清代文人全祖望在其著作《湖语》中这样描述水则碑：“政成民乐，半黑半丝之发，忧睛忧雨之心，觞咏其中。甘棠之蔽芾，其谁与共？”  当然，水则碑不止宁波独有，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就立有两块建于宋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的水则碑。其水则碑分为“左水则碑”和“右水则碑”，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，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、各月的最高水位。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1划时，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；超过2划，极低田地受灾；超过3划，低田受灾……超过7划，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。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，即于本则刻曰：某年水至此。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1194年。由此可知，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，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。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，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，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。毋庸置疑，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、民情统一调度的目的，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难得的实例。